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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:昆明公务员学外语的鲶鱼效应

发布日期:2021-12-10 12:0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不知道这算仇和的第多少项“新政”。此前,有资料显示,主政昆明仅10个月,仇和就变革了当地的189项制度。当然,这其中,多数是纠正以往见惯不怪的陋习,似这般“外语新政”的别出心裁也屈指可数。

  在此番令人瞠目的举措后,公众更为关心的是,昆明那么多的公务员集体学习外语有无必要?进而是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公务员外语水平究竟提高得如何?对于心存芥蒂者来说,这种隐而不发的潜台词即是,昆明的举动算不算另一种政绩工程?

  对于以仇和为代表的强势派来说,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。在他们身后,这种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新政能走多远,常常成为衡量其变革是否成功、是否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标尺。不可否认,新政之路不仅取决于高层的关注和肯定,某种程度上,还决定于继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前任的做法维系下去。

 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革,人走政息,似乎成了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和魔咒。以至于,改革只是改革者的独角戏。于是,如何让新政制度化和法治化,不因人事更迭而反复,就成了改革者梦寐以求的课题。

  从公开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、辞退开会打瞌睡的县招商局副局长,到要求直播市委全会、昆明官员工作实现“716”(即每周工作7天,每天工作16小时),再到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任副县长和强推“外语新政”,仇和新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如一地落在“人”上。盘活现有的人才存量,激发公务员的潜能,成了仇和的着力点。

  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”一个好牌手,一定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,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牌的选手。公务员学外语,能否最终达到“为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”的目的,有待观察。但最起码,学习成绩影响升迁的硬性规定,已然起到“戳了官员们的懒骨头”的鲶鱼效应。

  这种意在治“懒”的外语新政还体现在,被要求学外语的公务员年龄在50岁以下;经贸、商业等部门要求精通越南、缅甸和老挝等几国语言,其他部门是熟悉。每种语言掌握100句话只是熟悉而已。(《南方都市报》7月22日)和市容建设、GDP产值相比,“外语新政”的政绩量化值无疑要黯淡许多,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的味道更浓一些。

  “取乎其上,得乎其中;取乎其中,得乎其下;取乎其下,则无所得矣”。说到底,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。而人治能否成为法治,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法治,不但需要有人做出人治的试验,成为变革的先行者;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认可和接受这种人治,做变革的跟从者和推动者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昆明“外语新政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好样本。(叶志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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